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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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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案能否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012-08-08 08:13: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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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湖南永州幼女被逼卖淫案终审判决两个月后,湖南省委政法委在全国舆论的倒通下终于表态,成立调查组调查该案办理情况。这是这起举国震惊的刑事案件发生6年后,省一级政法委首次介入调查。

从媒体大量的公开报道和律师的描述中,可以明确,永州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对乐乐被逼卖淫案的处理,存在大量争议性问题。其中,尤以100多名嫖客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民警涉嫌帮助被告“假立功”事件最为突出,这也是受害幼女母亲唐慧“最不能接受”并持续上访的关键原因。至于唐慧究竟为何“闹访”?“闹访”产生了什么样的直接后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又是如何认定?谁决定对其劳教1年6个月?等等疑问都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特别是各级政法机关面前。

“湖南永州少女被迫卖淫案”可谓“步步惊心”。唐慧,受害幼女的母亲,本是一位普通的公民,却因天降横祸成为“受害人家属”,因为上访投诉申冤又一步步将这位受害人母亲倒逼成了受害人。
  
2006年10月,唐慧年仅11岁的女儿失踪,唐慧随即报案,警方理应及时介入主导调查。但荒唐的是,如此恶性案件,居然是受害人母亲乔装打扮获取线索和情报后,再请两名亲戚扮成嫖客才救出了可怜的女儿。这对当地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来说,是何其的反讽!

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这位母亲以死相逼,才有了后来的立案。而在整个司法流程的多个关键环节,都是被一些法外维权手段“倒逼”才得以推进。政法机关从未主动来惩恶扬善,这又是何其的可悲!唐慧也曾相信当地警方和政法机关,并为促进当地依法履职耗尽了心力。然而当地政法机关完全无视她的正当诉求,把她逼上了艰难又辛酸的上访之路。

不仅仅是永州,今天中国许多地方,法治环境日趋恶化,打击犯罪时普遍出现立案难、定案难、追责难,却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对付阻止公民正常的维权申诉上。这仲正义得不到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的现状还要持续多久?还能维持多久?

永州案发生在今天,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个案,也不仅仅是永州一地的悲哀!需要反思的,是全社会特别是全国的政法机关,政法机关的存在,不仅仅只是为了统治者更应该是为了维护所有公民的正当权利,为了让人民对法治更有信心更有盼望。

过去二十多年来,民主和法制渐行渐远,人治权治横行中国,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和家庭悲剧,中国需要痛定思痛拨乱反正,更需要从源头从政法队伍的全面整顿开始。在十八大前夕,永州案再次曝光于天地之间,绝不是巧合或偶然,我们欣喜的看到,中央各大媒体立场鲜明的站到了人民一边,我们也相信,永州案将唤醒更多麻木冷血的体制中人,我们更期待,现任或新任中央领导班子顺应民心顺应天意,勇敢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向社会不公向司法腐败向自身队伍中的黑恶势力宣战!还人民基本的权利给人民真正的平安。


附新华社、人民网、环球时报关于永州案的评论抄录:


新华社:欺负完女儿,欺负母亲,怎能这样对待人民?


举报和上访都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一位悲痛欲绝的母亲要维护女儿的权利,需要经历长期多次“无理取闹”和“上级特批”,才能让司法机关启动司法程序;但以“扰乱公务秩序”被劳教,快得能赶上火箭上天。背后暴露出的当地粗鲁横蛮的执政思维令人警醒。

在一个讲求法治的社会,法律是用来明示、预防、校正偏离社会规范行为的,不是某些当政者运用手中的权力恣意践踏民权、恶意中伤民心的工具。


人民网:永州案,警惕民心渐行渐远


湖南永州市11岁幼女被逼卖淫案在延宕6年后,近日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结局——受害者的母亲唐慧被劳教一年半。

6年前,这名永州幼女被胁迫至休闲屋卖淫3个月,接客百余次,还遭到轮奸,染上了性病,落下终身不育。其母亲唐慧历尽千辛万苦,自力救出女儿,并以跳楼相逼,才得以启动刑事程序。

8月5日,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帖,解释唐慧被劳教是因为多次在公安、法院、人大等地点“哭闹”、“跪地喊冤”、“连续滞留”、“撞墙相威胁”,“严重扰乱了单位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然而,此帖受到网民几乎一边倒的质疑,批评这个做法击穿了东方“政治伦理的底线”。

对唐慧的这些举动,有人看到的是基层民众维权的艰辛:在公权眼里这是“无理取闹”。网友“帅气的卡爸”跟帖说:“对这样一个苦命母亲劳教,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凯迪网友沉痛提议《天黑了,请每个人给唐慧写一句话吧》。


环球时报:永州劳教唐慧与人道主义形成危险的对立


湖南永州11岁幼女被迫卖淫案拖了6年后宣判,受害幼女母亲唐慧因不满判决结果多次上访,近日被永州市公安局处以1年半的劳动教养,引发舆论众怒。湖南省政法委昨天宣布成立调查组,彻查此案。

永州市的做法有明显失当之处。此案涉及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即使受害幼女的母亲在上访中有过激行为,永州市将其劳教也触犯了社会对受害者的天然同情,与人道主义形成危险的对立。如果唐慧对社会的扰乱确需受法律制裁,其过程必须高度公开透明,不仅合法,而且要服众。

而现在的情况是永州市公安局的劳教决定一经互联网传播,立刻引来潮水般的质疑和反对声。舆论的态度相当一致,永州市当局陷入孤立。

湖南省政法委成立调查组非常迅速,并表示一旦发现有错,将坚决依法纠正。这带来了希望,它再次显示,有明显不合理嫌疑的事情,今天在中国都逃不过舆论的质疑,而且质疑生效、政府对其积极回应的概率极高。从不合理重回公正公平,这样的路径正通过官民双向打凿变得越来越多,确定性不断增高。

唐慧案是否有个别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有待调查做结论。从7名罪犯2人被判死刑、4人被判无期的判决结果看,应当说判得不算轻。这件事最终成为轰动全国的公共事件,应被官方充分反思。

必须指出,中国的上访制度、劳教制度都是与法律衔接有些复杂,但又实际发生作用的社会治理杠杆。它们都有漏洞,很容易制造出争议,官员们的高度责任心可以使这些杠杆撬动问题,而懈怠和渎职则有可能制造出更多问题。

唐慧案已经引发舆论要求取消劳动教养制度的新一轮呼声,该制度的批判者认为公安局不经审判就可剥夺被劳教者人身自由不符合宪法。这些争论是对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新考验。

中国说到底还不是十分严格的法治社会,上访者中非法上访的例子就很多,社会还远远做不到完全依法律条文运行。恰恰在中国,当下对官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他们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态度,往往决定基层社会干群关系的真实面貌。

官员们是“公务员”,而不是“当官的”,这个态度一定要不断匡正。官员对社会种种问题的看法会因这个态度而发生变化。

官员们是“官”,其他人是“民”,“官”主导“民”的所做所思。这样的社会格局实际已在中国不复存在,“民”越来越主动,舆论的力量不断强大,各地官员需与互联网带来的执政新环境赛跑,这样才会主动,走到危机的前面,而不被危机追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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