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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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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的实质是维什么权?  

2014-02-10 08:23: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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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春节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披露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再好的规划和方案都难以实现,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习近平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针对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这项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时,强调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孟建柱在题为《新形势下政法工作的科学指南》的文章中,公开了习近平更多讲话内容,并要求各级政法机关深刻懂得稳定是根本大局的道理,深入研究、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规律,着力提升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和水平,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习近平有关维稳和维权的表述,扭转了过去错误的维稳思维,意味着中国在维稳与维权中间找到一条根本的出路。然而从近期一些人因维权被定罪判刑,说明政法机关在实践习近平的讲话中,还存在着传统的习惯思维,仍然以维稳就是维护政权稳定,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特色的维稳,长期以来都是维护政权稳定,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维稳已经让中国上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习近平提出改变维稳思维显然是民心所向。

《财经》杂志曾刊登《公共安全账单》文章,披露了中国式维稳的现状:据财政预算,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这是中国的公共安全预算连续多年超过国防预算。

2012年“公共安全”预算是7017.63亿元,比2011年执行数增长11.5%。而排在上一位的“国防”预算数是6702.74亿元。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从2008到2010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4059.76亿元、4744.09亿元和5486.06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6.4%、16.8%和15.6%,而同期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9.5%、11.7%和21.3%。

属于公共安全范畴的维护社会稳定,本是一个政权职责所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中国式维稳有自己的特色:由于发展经济至上,无论是在环境保护还是征地、拆迁等问题上,地方政府本身即为利益相关方,难以“超然物外”,导致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不稳定局面日趋恶化和复杂。

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为什么维稳经费越来越多,社会却越来越不稳定?

体制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各级公安、检察院、法院都受制于各级党政部门,既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又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使得原本简单的社会矛盾越搅越复杂,特别是司法不公导致的冤假错案越积越多,又得不到正常的解决途径,常常为了对付一个上访的人或一个维权的人,政府要投入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来恐吓监视,这种劳民伤财的手段让那些挥霍维稳经费的人乐此不疲,因而所谓的维稳成本自然就越来越高。

维稳经费的支出数目巨大,而且维稳支出还是窄口径的,并不能完全涵盖直接或间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比如公共安全所涉及的部门支出的其他内容——以公安部为例,包括外交、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等;各级政法委、国家和地方信访部门亦承担了大量维稳重任,但其预算均列入一般公共服务大类下,无明细账目;地方专项经费和专项基金,可能列入公检法司等部门预算,也有可能列入政法委、宣传部、信访局等党政部门项下,还有可能隐藏在一些民生工程形象工程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五花八门!

虽然外界无法准确地掌握维稳经费的真实数据,但从一些小细节中可以看到,缺乏独立权威的仲裁机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中国式维稳方式,似乎已经快走到尽头。一些地方的维稳经费已经出现紧张局面,以往维稳机构很大方地解决上访人员吃住交通旅行费用,如今开始倒过来向上索取维稳费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对现有的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维稳经费无力承受,而老百姓对所有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维稳方式忍耐到了极限!

尤其是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加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财政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许多地方的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在增长,维稳经费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富裕的地区,天价维稳成本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

监控安防高科技产品近几年来风行中国,海内外生产销售厂商均把目光投向中国,当高科技被官方视为维稳的利器,就会不计成本的疯狂投入。十二五期间,官方计划要投入5000亿来打造所谓的平安城市。然而,维稳巨额投入的背后,却是疯狂的腐败,每一个安防监控项目,被各路蛀虫吞噬的资金远高于50%!你或许想象不到,价值千元的摄像头会被卖到上十万元!这就是中国特色维稳的本质,叫喊不稳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攫取挥霍更多的维稳经费,因而中国陷入了一个维稳的怪圈,越喊不稳越有钱,越有钱越不希望稳定,一大批吃维稳饭的人,不断地制造敌人寻找敌人,甚至视许多的弱势群体为不稳定因素,通过冤假错案大规模的强拆,让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和动荡。

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起来的目标,还使很多人沦为贫困,绝对贫困的人数也在增多。过去,贫困一词往往和农民联系在一起,现在很多城市居民也沦落为贫困一族。更为严重的是,当先富者占据了制度的居高点之后,他们就成了既得利益者,排斥后来者。

许多维权者以悲剧或惨剧的方式维权,是因为公民有困难得不到体恤,群众有冤情上级不知情或装聋做哑,官员只顾敛财与升迁,公民在疾苦中看不到希望。那些维权无门、告状无果的公民在焦灼绝望中挺而走险,是对官僚懒政、对弱势群体漠不关心或敷衍搪塞的一种抗议!这样的悲剧惨剧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上演,那些尸位素餐、高高在上的公仆,内心岂能安宁?
  
按理说,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已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即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等等。只要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和各级官僚,保证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开和科学的运行,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决,不至于发展到如今以高额的财政支出来维稳,整个社会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步。

但愿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能够改变这种维稳现状,充分理解下力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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