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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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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为什么不能紧盯富人?  

2015-03-10 08:04: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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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表示:曾经排名中国首富的一位企业家曾反复提过要提高个税起征点。其实一个税制有很多变量,要通盘考虑、合理设计,只抓住一个变量就说这个变量决定一切是不科学的态度。现在交个税的人很少,只有2800万人,占整个人口总数的不到2%。这就说明个税已经相当边缘化了,如果再提高起征点,还有多少人能交税呢?如果说得直率一点,现在中国个税的发展已经明显不健康,甚至带点畸形特征了。

贾康的说法,并不是说个税起征点高了,而是个税应该紧盯富人。中国上次修改个税法后,月收入低于3500元的工薪族不必再缴纳个税,这对于月收入低于3500元的工薪族是个好消息,财政部门当时宣称,提高个税征收标准后,个税纳税人数税减6000万,当年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财政部说当年税收减少了1600亿元。

几年过去了,全中国月薪超过3500元的人目前已达到2800万,这2800万人,在2014年缴纳了7377亿元个人所得税,人均缴纳个税3万左右!而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上海、北京、浙江、深圳等省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4万元大关,其中,上海最高,达47710元,北京 43910元位居第二,深圳40948元,浙江40393元。北京市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资料也显示,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49730元,同比增长9.8%,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元,同比增长8.9%。

透过个税数字,我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状:十三亿中国人,居然只有2800万人月薪超过3500元!中国经济连续增长了三十多年,财政收入也增长了70多倍,可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显然只能维持一个基本的温饱,在房价动辄过万的大中城市,即使是月薪超过3500元的人,除了基本的生活,也只能望楼兴叹!

这个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极大,庞大的社会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腰包,绝大部分人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贾康关于纳税人数据的权威说法大体上能够反映中国人的收入结构状况,按13.39亿人口计算,全中国仅有约1.8%的人月薪在3500元以上。

中国穷人个税负担重,富人负担轻早已不算新闻,十多年前,媒体曾经报道说,美国的《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中国十大富豪”,名列榜单的有不少是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到后要求税务部门查一下,看看他们交了多少个人所得税,结果发现一分都没有交。原因是他们把自己和家里人的开支全部打入生产费用了,把个人收入也都并入了企业,企业是自家的,个人收入都在企业税前列支了。朱总理曾为之感叹:“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这是不正常的。”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个税制度几经变迁,个税起征点也从最初的800元提高到3500元,但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感叹的问题却愈加凸显。在1994年之前,个人所得税的原名就是个人收入调节税,顾名思义即为调节国民贫富差距所征之税,但实际上却出现穷人税重,富人避税免税的情况。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只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更多的人依然陷落在贫穷的泥潭之中,由此形成了“富奢一极”与“贫困一极”的两极分化现象。

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而从金字塔顶到塔底,其间的贫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2007年为0.45,2013年为0.42。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0.70).2001年以后香港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和新加坡的贫富悬殊也十分严重,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而排名倒数18位,台湾2010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0.342,2013年学者计算为0.36;日本、韩国、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4。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但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这个数据还要高得多。

近年来,除了土地、资源、资本制造富豪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更加模糊混乱。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07年曾作过推算,当年至少有4.8万亿的“隐性收入”没有被统计出来,更不可能向国家缴税。

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20多万亿投资中,至少有5万多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这些巨额的财富流动大都在国家的税收体系之外!

无论是公开的富豪还是隐形富豪,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尽到相应的纳税义务,没有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税收。虽然中国富豪人数在短短数十年里便超越了美国,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针对富人的税收体系,因此导致中国的税收制度一直处于“劫贫济富”的乱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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