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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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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小岗村就能迎来改革的春天?   

2016-04-28 07:50: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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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小岗村就能迎来改革的春天? - 蔡慎坤 - 蔡慎坤博客
 
习近平来到小岗村“当年农家”院落,了解当年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土地承包责任书)的情景。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习近平引用毛泽东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表达改革艰难和推进改革的决心。习近平还说,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都在为习近平小岗村之行欢呼雀跃,并且乐观地认为:中国又将迎来一个改革的春天!殊不知,当年小岗村的改革并不是庙堂之上主动发起的改革,而是18户村民在走途无路时义无反顾的大胆尝试,高层只是顺应了民意!未来的改革依然如此,高层只要倾听公民的诉求,给每一个公民尊严、自由、公平,中国的改革才会迎来真正的春天。

4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要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这样的言论这样的承诺当然很鼓舞人心,但无论说什么都不重要,关键是做了什么?过去这些年,中国的改革一直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实际上,许多人对改革早己失去信心早己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任何不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都不是公民所期盼的改革,也不会给公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己有100多人,包括党和囯家领导人以及一大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这些腐败分子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一步一步经过堪称严格甚至是残酷的选拔机制才走上领导岗位,为什么反腐要等到这些腐败分子坐大才轰轰烈烈将其打掉,制约腐败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迟迟不能建立起来?

众所周知,腐败不仅仅是几大帮派势力,而是从上到下,从团体到个人,从表面到幕后,腐败己经泛滥成灾。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所谓的党纪国法对腐败分子形同虚设?这些腐败分子长期占据党政军高层,左右国家的政策和社会风气,掠夺社会财富,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改革不涉及政治体制,“老虎”“苍蝇”依然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赶走孙悟空,还会来一群猴!只要政治体制依然不变,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机制,任何人都可能蜕变成新的腐败分子,任何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抑制不住疯狂敛财的冲动!

对于现在的统治者来说,改革的阻力远远大于上世纪邓小平时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极左势力正在主导中国,并且不希望中国出现真正的改革力量,不允许推出真正的改革举措。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少,改革的阻力较之当年越来越大。
    
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完成,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
    
邓小平顺应民意倡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经济改革都是邓小平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来看,只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这场经济改革远没有文化大革命那么狂热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对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经济改革对于经历过文革劫难的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光明与黑暗两个不同的世界。经济改革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诉求,更是现实社会中普遍的民心所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经济改革而得以诞生。人们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性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公民的支持,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期的经济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积聚了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然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
    
中国社会财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所谓的“利益博弈”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利益博弈”还讲规则讲程序,还讲社会公平讲信息公开。然而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公民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公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这种所谓的改革抛弃时,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就会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经济改革本来就是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也是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机会主义游戏。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经济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公民都绝望透顶又无能为力。
    
经济改革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公民社会并没有随之崛起,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公民的严重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对未来几乎都失去了信心,因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出现了财富外流资本外流,出现了一夜暴富的投机群体。
    
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因而中国的改革完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一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障民主社会的到来,也会扼杀生产力使社会丧失基本的正义和公平。实际上,经济越发展物质越繁荣,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就越是强烈。中国的改革,是要迅速建立一个公平公开、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这样的改革才是关乎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才是涉及全民的改革,也是不能再拖延再回避的政治议题。
    
今天,无论是欧洲、北美,还是阿拉伯国家乃至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都在回应公民对改革的诉求。即使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越南、古巴都在寻求改革的出路,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国家,还是民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在寻找改革的路径或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变得越来越迫切。
    
拖延改革或回避改革甚至反对改革,显然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尖锐的社会矛盾只会导致激进的变革甚至是暴力革命。防止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在暴力革命远未到来之前实施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暴力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暴力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暴力革命往往导致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牺牲最多的仍然是社会大多数,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
    
主动改革和被动改革对统治者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从历史来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者往往都会顺应改革的诉求,可惜的是,改革的时机已过。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只是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崩溃的命运。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学者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回答:此为“天问”。
    
经济改革之初,邓小平就预见性的看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遗憾的是,年迈的无产阶级未能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并没有下决心建立一个良性的政治体制。

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统治者的残暴专制掠夺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过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乱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导致灭亡。历史的教训一再提醒我们,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安全,取决于良好的政治制度。如果中国的改革只是为了继续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敛财格局,大多数公民享受不到任何名义上抑或实质上的改革成果,中国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将会陷入巨大的社会动荡或灾难之中!

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面对深层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是从最基本的地方着手,构筑起法治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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