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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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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大葱油饼”的故事让人特别伤感   

2016-10-02 08:05: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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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炉子,揉面,醒面,撒一大把香葱,加猪油和肉糜,先在铁板上双面煎至微黄,再到炉子里明火烘烤。这一张张葱油饼,上海阿大自食其力,从1982年做到了今天。
“阿大葱油饼”的故事让人特别伤感 - 慎说 - 慎说
 
一天出炉300个的葱油饼,对别人而言,只是一口飘香的吃食;对上海阿大来说,这是他的全部营生。可是,这份经营34年的小事业,在光鲜的魔都,如今存废却成了问题。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证实,阿大小吃铺属无证经营,已责令其停止经营活动。

“阿大葱油饼”的故事,引发网民热议,监管部门也遭到猛烈抨击,其态度已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先说要取缔,要停业,后来又说已经联系街道,希望街道能帮助阿大找一个租金便宜的地方,取得证照后再营业。

因BBC无意报道而走红的“阿大葱油饼”,一个名扬海外的“老字号”,一个让满巷子飘香的小作坊,一个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的残疾人,如今,“阿大葱油饼”的存废竟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9月27日,“阿大葱油饼”在刚刚恢复营业6天后,再度被迫关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称,因涉无证经营等,饼店已多次遭举报。是谁在举报这么一个让满巷子飘香的小作坊,而驼背的阿大对前去采访的记者坦言:“我是肯定想要办证的,但我租不起店面”,所以,“只要允许我接着在自己家里干,办证交税什么的都没问题”。

阿大对本地的《新闻晨报》记者叙述说,他小时候家境还不错,但他这一代却没能有更好的发展。他有一个弟弟,但患有精神疾病,一年住院要好几万,一直靠阿大照顾。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看病的开销很大,他又没有退休工资,经济负担很重。
“阿大葱油饼”的故事让人特别伤感 - 慎说 - 慎说
 
《新闻晨报》在报道中称,“阿大葱油饼”曾经证照齐全,但是现在却办不下来了。“阿大葱油饼”始于1982年,当时他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证照一应俱全,后来菜场拆迁,他经历了爱心早餐车、马路设摊、弄堂摆摊,最后不得不回到家里摆摊,“当时工商对我说:‘路上不能摆。只要居民没意见,你就在家里做。’”自此一直做到现在,整整13年了。

对于被勒令停业,阿大表示,“这些年不是没想过办证,但实际情况的确有限制,办不下来”。阿大表示,自己目前做生意的地段房价很高,“再小的铺子怎么也要两三万一个月吧,我租不起的”。阿大每天收入1500元,除去成本,净收入也就700多元,除去每周休息1天,一个月赚的不到2万元。

阿大称,自己年纪大了,还雇了一个人帮忙打下手,月工资4000元,算下来,他每个月的纯收入不过1万多元,如果另租店面,肯定是陪本买卖。阿大表示,由于自己的年纪和身体状况,他不想搬到离家远的地方,如果不让继续营业,他就关起门来,只做熟客生意了。

报道称,阿大年轻时因受伤造成脊柱侧弯,还动了手术,为4级残疾。这两年,他的健康状况下滑很厉害,驼背越来越严重,身体前倾几乎达到90度。前段时间歇业,是因为他左腿静脉曲张严重,前后住院6周,他表示,“这是职业病,没办法”。

阿大每天必须在凌晨3点起床,准备两三个小时后,才能在清晨五六点钟开门做生意,一直干到中午。为了不让顾客久等,他只是简单吃点东西,然后继续做饼,一直干到下午3点半。阿大称,一年365天,他几乎都是这样,“天热时,汗淌淌滴;天冷时,冷得不得了”,而且“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如此,一天站10多个小时,“烟熏火烤,你说是不是辛苦钱?”
“阿大葱油饼”的故事让人特别伤感 - 慎说 - 慎说
 
“阿大葱油饼”的故事让人特别伤感,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小摊小贩的故事,而是我们这个光鲜繁华的时代,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小商贩积极谋生的诉求。如果一个社会连葱油饼店的老匠人都容不下,还奢谈什么匠人精神?

上海原本就有很多“弄堂小店”,这是上海的特色,也是上海有别于其他大城市的另一道风景线,更是很多人喜欢上海的原因。食品安全博士钟凯说,“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小吃,都不在有证餐饮,各种犄角旮旯的地方才好吃。科普或者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会说,一定要去有证的地方吃。但另一句没说,真正的吃货才不管有没有证呢。”这种观点或许能够代表最普遍的民意。

香港对小摊小贩的管理也很严格,但香港对小摊小贩的人性化管理,常常让人感到很温暖。2013年,港府向立法会申请拨款2.3亿港元,这笔钱补给了4300个小贩,让他们撤离居民区,每户小贩最高可获6.4万港元资助。

闾丘露薇曾讲述了发生在香港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流动小贩,平时在街边卖些雪糕。为了多赚些钱,他就进了一批棒棒糖,也卖出了一些。可是有天香港城管一纸诉状把他告上法庭,理由是他阻碍了交通又兜售不在牌照许可范围的商品。这个小贩原本在街边开着小店,只是店租太高,生意越做越淡,就关了门。

小贩的太太又有些残疾,他也不愿引领政府失业救济金,就申请了流动小贩牌照,每个月能赚6000多港币,勉强维持生活。小贩被告上法庭,法官却不以为然,责备城管“如果只因他卖出了几十只棒棒糖就告他,实在缺乏人情和司法弹性,应该先反复劝诫、酌情处理”。

这名1972年出生的法官说,一个市民能在烈日炎炎下摆档做生意,其实是件好事。他亲自向小贩解释了牌照的要求,说明政府其实不是在为难他,只想保持街道整洁。

最后法官只对小贩处以两碗炒河粉即100港币的罚款,还劝小贩不要为这次处罚影响心情,并且承诺,如果路过小贩的摊位,一定会捧场。 几周后这名法官遵守了承诺,前往小贩摊位买了一瓶矿泉水,鼓励他不要泄气,努力工作。

“阿大葱油饼”毕竟还有固定经营场所,不会被城管赶得满街跑,而在中国,更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流动小摊小贩。他们的谋生意愿更强,生存状态更差。那些流动小摊小贩缺乏发声渠道,是社会中的隐形人。当他们被城管追赶推打的时候,谁来替他们发声?谁来为他们维权?

被我们称之为脏乱差的印度,就有许多社会团体为小摊小贩奔走疾呼!2003年,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NASVI)成立,这个组织最成名的一战就是状告政府。由于印度要举办英联邦运动会,政府担心市容受损,要求小摊小贩停业。最后法院裁决NASVI胜诉,这就是印度著名的“权利第一,市容第二”。

反观国内,不要说小摊小贩被追被打,就是证照齐全的店铺,只要遇到某个事关脸面的光鲜聚会,抑或是举办一场活动,抑或是一个人来访,都随时可以让所有店铺关门歇业,人们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保障,更不可能奢谈什么精神思想言论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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